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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未知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与成就,取得丰硕成果,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地理方面如疆域、行政区划、地名考证、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等问题;自然地理方面如气候变迁、地貌和植被以及水文等问题。随着学术积累日渐丰富,学界未来或将在诸如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地理以及历史社会与文化地理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历史地理;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2-0013-07
                             辽、金两朝分别是由契丹族和女真族为核心建立、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王朝。其广阔的疆域内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形态和多样的文化风格,从而使辽、金两朝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方面更具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吸引了学界研究者的目光。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辽金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颇丰,本文将从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对此做一点总结,并不揣冒昧地尝试对存在研究空间的领域进行展望。
                             一、关于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
                             辽、金人文地理方面,学界在以下四个方面成果丰富:第一,疆域及其变迁、政区划分和地名考证;第二,军事与交通地理;第三,历史城市地理;第四,人口史与移民史。
                             (一)关于疆域、政区的研究和地名考证
                             辽宋夏金时期多政权并立,各政权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疆域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辽、金两代疆域辽阔,境内民族成分多样,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很大,需要以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进行统治,故其政区规划极具特色。作为辽金王朝内地的东北地区由于记载较少,很多地名对应不清,成为研究热点。
                             1.关于辽金两代疆域范围的研究
                             辽、金两代处于多政权并立时期,两朝与周边各民族和政权战和不定。此时战争频繁,疆域随局势变化不断伸缩。而文献对此的记载又有矛盾之处,故而给后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
                             杨蕤[1]认为辽、夏东段边界在辽西南面招讨司辖区之内,包括阴山及以东地区。西段边界则是“模糊的边界”,在地图繪制上应使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条格带形式进行标识。王孝俊[2]对不同时期辽朝的疆域做了梳理,并根据不同的自然、人文特征将之分为今内蒙古、蒙古国、东北、长城沿线及以南四个板块分别进行讨论。余蔚[3]认为辽代疆域随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一直处于演变之中。其领土以草原荒漠为主,东、西、北三个方向州县较少,边界清晰度低。南部与宋、东南与高丽相邻之处,州县密布,辽宋双方以合约的形式确立领土归属,边界清晰度高。
                             王孝俊[4]和余蔚[5]都认为金朝疆域随其与周边势力的此消彼长,存在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王孝俊将金朝疆域从完颜部统一女真诸部到平辽荡宋过程中发展至极盛这一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金建国前,与辽为邻,基本统辖的大部分东北地区;金建国至灭辽,基本上占领了辽的全部领土;皇统二年(1142年)至泰和八年(1207年),又在与宋的战争中获得中原地区,达到极盛。余蔚则对历次对外战争中金代疆域得失做了更细致的考述,并且详细的考察了金代末年与蒙古、南宋、西夏之间长期混战所造成的领土得失。
                             2.关于辽金两代政区的研究
                             李西亚[6]认为金代在其肇兴之地东北地区建立以汉制为核心兼具民族特色的行政建置,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少数民族自树能力。梁春雨[7]考证了金代胡里改路的范围,并认为当地居民主要为五国部后裔。他们在胡里改路设置后逐渐加入女真共同体。王社教[8]认为山西地区的城镇在宋金时期快速增加,多因军事和税收需要而非经济发展设置。王明荪[9]认为金代东北、内蒙古地区相较辽朝而言政区减少,但城址和人口增多,均为辽之二倍。体现了城市发展与人口的关系。王禹浪、于冬梅[10]认为金代在东北地区采用汉制和女真制度相结合的行政建置,灵活有效地对多民族地区进行管理。余蔚[11]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中,对辽代的道—路体制与州制进行分析,认为辽代政区是四级制为主干的多种统辖模式并存的结构。并以三个时间断面为基准,以军事路为纲,对辽代州县沿革进行考述。认为金代行政区划为路、镇、州、县四级体制,对军事路的建制进行研究。并同样以三个时间断面为基准,对金代统县、县级政区进行考述。
                             3.关于辽金两代地名的考证
                             辽、金两代发轫于东北,而史料对于东北地区的相关记载却并不详尽,其今地多失考。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这一领域被学界所关注。
                             关于辽代地名问题,在辽代有着特殊地位的圣山——木叶山由于相关记载的混乱,其地理位置一直为学界所争议。如刘浦江[12]认为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天山镇南之天山是木叶山。王小甫[13]认为两河交汇处没有木叶山,“木叶山”的含义或为“木叶天”。陈永志[14]认为木叶山位于辽太祖祖陵所在之“曼其嘎山”。葛华诞[15]认为木叶山即敖汉旗境内努鲁尔虎山之一段。王石庄[16]认为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海拉金山为木叶山。刘喜民[17]认为木叶山有两座,一座为两河交汇之永州木叶山,一座为辽太祖祖陵之祖州木叶山。
                             冷山是金初宋使洪皓的流放地,因《松漠纪闻》而闻名。王禹浪[18]认为该地必须具备距上京200里、附近有高山积雪、附近寒冷、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以及“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等五个条件,并以此确定冷山所在地为今黑龙江省五常市冲河乡南北古城东南之大秃顶子山。王禹浪[19]对金代曲江县、宜春县、黑龙江省通河县太平屯古城和寥晦城四地具体位置进行考证,认为四地分别为黑龙江省宾县新店乡古城、望海屯古城、巴剌海山谋克城、黑龙江省双城县红光乡前对面古城。
                             (二)关于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方面的研究
                             辽、金两朝与周边势力战争频繁,军事在其国家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出于军事需要,国家必然利用或改造地理条件为军事服务,留下诸多如城堡、边壕等军事设施。为了维持对广大疆域的控制以及沟通境内,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通达各地,交通道路的修筑必不可少。这些记载和遗迹为现代研究提供了契机。    1.關于辽金边疆关隘的研究
                             学界对辽、金边疆关隘方面的论述甚多。
                             董成、周旭[20]对辽代“镇东海口”长城的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该地在历史上的重要军事作用,以及对大连地区的影响。刘汛涛[21]认为松亭关即汉唐之卢龙塞,位于今河北迁西北部潘家口。
                             关于辽金两代北疆城址的问题,学界讨论颇多。郭珉和董玉芬[22]认为泰州始建于辽太祖时期。郭珉、吴娟[23]则认为,辽长春州、金新泰州之州治位于今吉林省前郭县八郎乡之塔虎城。宋德辉[24]认为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之长春州、金代之新泰州所在,并印证了金代的“入粮鬻官”制度。占·达木林斯荣[25]否认了学界公认的辽祖州位于内蒙古赤峰林东镇西60里石房子村古城,主张该城应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北之辽庆陵东北250里处的查干浩特城。武丽清[26]认为利州城始建于辽统和十六年(998年),经历了辽、金、元三代四百余年。余蔚[27]认为懿州始建于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为越国公主槊古之头下州,后建有平阳、顺安二县隶属之。至金代,懿州迁治于顺安县。
                             冯永谦[28]通过对《金史》所载之庞葛城进行考证,认为此城即今黑龙江齐齐哈尔之哈拉村古城,齐齐哈尔市的建城源头即为庞葛城,始建之金天会三年(1125年)。而杜春鹏、李丕华[29]则认为庞葛城始建于辽代,位于今齐齐哈尔龙江县济沁河乡东北沟村古城。孙文政[30]认为庞葛城位于何处仍无法确定,而齐齐哈尔最早古城应为1092年就已存在之塔子城。
                             关于金代肇州和泰州,彭善国[31]认为金肇州位于吉林前郭县塔虎城古城遗址。孙文政[32]认为金泰州沿用辽泰州,金初为泰州统军司。后于承安三年(1198年)移至长春县,于是有新旧泰州之分。
                             2.关于辽金交通道路的研究
                             辽、金两朝幅员辽阔,为了对疆域内各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国家需要在各地兴建道路,使交通线尽可能地向远处延伸,遍布全国。这也能使国内交流便利,物资转运快捷,信息交流通畅。
                             胡廷荣[33]对辽中京至广平甸冬捺钵地之间的驿馆地望进行了考证,认为该路线之驿馆经历过增迁及调整,其中十余个驿馆的名称也经历过变更。孙冬虎[34]考述了由宋至辽南京再到中京、上京以及木叶山的路线及途径驿站地名及位置。王绵厚、朴文英[35]对辽代皇帝四季捺钵地址及交通路线、宋辽交聘之辽南京至上京和草原的路线、辽东京至中京路线、辽初中原出榆关及晋出帝北迁路线、辽上京通往宁江州及五国部路线做了梳理,并考证了辽代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
                             唐国文[36]整理出金代大庆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八条,主要由红城村古城通向东北路界壕、上京会宁府、泰州、蒲峪路、济州、古州、肇州以及胡里改路等地。王禹浪、刘冠缨[37]认为黑龙江地区的军镇、行政建置及猛安谋克沿以河流为主的交通干线互为依托,并以上京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陈喜波[38]考察了黄河流域产粮区对金中都的粮食供应中涉及运输、仓储等环节。认为金代为北京地区的粮食物流实践奠定了基础。王绵厚、朴文英[39]对金代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通向四周的交通路线、东京路所属州县的由辽东通往境内外的道路做了考述,并对王寂所作两部《行程志》进行考实。
                             (三)关于历史城市地理方面的研究
                             辽、金两朝延续了唐代的五京制度,在不同地区各置都城。辽五京不仅作为陪都存在,同时也是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时甚至作为军事中心、边防重镇使用。辽朝皇帝每年捺钵于各地,又使辽五京极具民族特色。金代五京制度继承于辽,又有自己的特点。金朝两度迁都,鲜明地体现了金朝政治文化与政治局势的变迁。学界对辽金都城的研究甚多,现总结如下。
                             田广林[40]认为契丹统治者在农牧交界地带建立辽上京,奠定了辽朝立国根基,促进了北方民族历史发展。沟通了草原通道上东西方各族的联系,推动北方经济发展和中原文明的传播。董新林[41]认为辽上京的规划和设计有蕃、汉“两城制”色彩。任冠[42]梳理了辽中京的城市结构及风格,该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三层,呈“回”字形分布。形制介于唐宋之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金、元、明不断延续改建,到明永乐年间废弃。
                             王新迎[43]认为契丹人的游牧习俗对南京地区影响很大,圣宗时期皇帝频繁捺钵于此。除该地有合适的自然条件外,更主要是因为辽宋战争时期作为军事前哨和物资战备基地,又是辽朝的政治枢纽。
                             王德忠[44]从军事、经济、文化三方面讨论了辽五京的城市功能,认为军事方面,辽处在四战之区,各京需要承担不同的军事职责。经济方面,五京是辽朝经济交流中心,与农牧业生产联系紧密。文化方面,五京是文化的载体,为文化的进步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关于金上京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王禹浪[45]认为金上京的城市规划受到辽上京影响,呈南北分立格局。李世良[46]和孙仁秀[47]则认为金上京受北宋汴京影响更大。
                             金中都方面,景爱[48]对金中都的城市布局及规划做了系列研究,认为金中都打破了上京南北分治局面,使皇城居中,外城、皇城、宫城呈“回”字布局。洗马沟穿城而过,便于给排水。其城市规划与布局对元大都及明清京师影响深远。岳升阳[49]认为今人绘制的金中都地图各有差异是因为史料不足及认识不同所致,强调金中都地图绘制过程中应注意城门位置、坊的位置及排列、金中都与辽南京的关系等问题。
                             王曾瑜[50]认为金代汴京城对北宋开封城的城市格局没有做太大变动,但始终未恢复北宋时期的繁荣。该城几经兵戈,受到很大破坏,但作为建筑精华的宫殿大致保存完好。
                             (四)关于移民史、人口史方面的研究
                             辽、金王朝为了经济开发和巩固对边疆的控制,都曾大规模进行移民。改变了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轨迹,从而使当地的地理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韓茂莉[51]认为,对农业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构成辽金北方地区人地关系系统的主要内容。辽、金两代通过迁徙农耕民族如汉、渤海、高丽等民族人口到北方地区开发农业,不仅改变了当地民族构成,也使森林、草原变为耕地,改变了自然环境。而且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数次转移,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王孝俊[52]146-155认为,辽朝人口分布不均,南京道人口密度远高于其他四道。为了将其他四道的土地充分利用以及巩固统治,契丹统治者将汉、契丹、渤海等人口异地迁徙,南北民族分布格局随之变化。金朝人口迁徙则表现为汉族北迁至东北与女真、契丹等族南迁到中原。
                             关于辽代移民问题,肖忠纯[53]认为辽代辽宁地区接纳了大量内聚型移民,其中汉人、渤海人居多,亦有契丹、女真、奚、契丹等族,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各族“大杂居、小聚居”状态。吴凤霞[54]认为辽代向辽西移民可分为辽前期50年及辽圣宗时期两个时段,前者着眼于开发“腹心区”经济以及充实医巫闾山地区。后者主要目的为开发上京、中京地区经济以及协调政治势力。移民有利于经济发展及政治稳定。孙炜冉、袁华[55]认为契丹灭渤海后大量渤海人被迁徙到附属于斡鲁朵的州县成为宫户,社会地位低,受宫主和辽廷双重压迫。
                             关于金代移民问题,王德忠[56]认为金代社会人口流动主要是国家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人移民中原,使中原经济得到恢复。汉族移民东北,使东北经济得到发展。双向的移民加速了女真人封建化进程。这种人口流动对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影响正负并存。陈德洋[57]认为金朝将女真猛安谋克户大量移民到中原以实现对占领区的控制,但猛安谋克户到中原后与中原居民矛盾深重,统治者也没有解决好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而削弱了金统治者对中原基层的控制。韩世明[58]认为女真人从其最初居住三江平原地区,先后迁徙到按出虎水及中原地区,对其自身以及其他相关民族都有重要意义,影响深远。宁波[59]认为金代的内聚型移民使东北地区获得了农业开发所需的技术和人口,使该地基本经济格局改变,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周峰[60]认为海陵王统治时期,南迁的女真人分四批被迁往今北京、河北、山东等地,人数约为42万。孙进己[61]认为契丹人经窝斡起义,被迁到上京、济州、利州、胡里改等地,金亡后逐渐融入蒙古、汉族当中。
                             关于辽金两代人口问题,路遇、藤泽之[62]认为辽代人口至少1050万。吴松弟[63]认为辽代人口最多为141万户、901万口;金代户数为9879425户。韩茂莉[64]认为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人口可达35万。都兴智[65]认为金代全盛时期辽宁地区人口可达338万左右。武玉环[66]认为辽代人口数量为750万左右。孙进己[67]通过对金代猛安谋克户人口的研究,统计了其在各路的分布数量。王新英、贾淑荣[68]认为金代家庭子女生育数平均为4.1人,家庭人口数量不超过6.1人,与唐宋两代无明显差异。
                             二、关于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
                             辽金自然地理方面,学界在以下三个方面成果丰硕:其一,气候变迁;其二,地貌和植被变化;其三,水文。以下将对学界关于辽金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做简单的总结。
                             (一)关于气候变迁方面的研究
                             辽金时期气候变动较大,处于从暖干气候向小冰期转变时期。大幅度的气候变化深刻影响到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的活动,对辽金两代的政治形势、经济生产、军事实力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改变。
                             张国庆、刘艳敏[69]认为辽代骑兵及其装备适合在干冷气候条件下发挥,湿热的环境则削弱其战斗力。因而契丹军历次南下皆有季节性选择的战略规划,战争中不同的气候环境会对战局构成很大影响。葛全胜[70]认为五代北宋时期处于世界性的“中世纪温暖期”的中前期,且气候偏干,植被覆盖率大幅下降,黄河水灾、改道频繁。在海岸,海平面上升,潮灾增多。海平面的抬升导致河流排水不畅,河湖面积扩大。温暖的气候使粮食普遍丰产。从南宋建立起的近百年间(1111年—1200年),气候逐渐寒冷,进入“中世纪温暖期”的后期,并向小冰期过度。五代两宋的气候温暖期为北方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给五代两宋各政权造成了极大军事压力。
                             (二)关于地貌和植被方面的研究
                             辽、金两代气候变化幅度较大,地貌和植被随之发生改变。而且来自北方民族的统治者将北方地区视作内地,组织了大规模移民开发,人类的活动也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气候的变迁和过度的土地开发,使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灾害频发。
                             韩茂莉[71]认为辽金时期对于西辽河开发的核心区经历了几次变化,先后分别为辽上京、辽中京以及金兴中府,即从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自北向南移动。自然、人文环境也随之变迁,如辽河口海岸线延伸、环境恶化导致农业人口转移等。王守春[72]认为辽代前期西辽河地区有大量湖泊,在辽代后期已不见于记载。辽代皇帝捺钵地点的变更,反映了辽中后期西辽河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土地沙漠化已经较为严重。同时作者认为,这是自然而非人为的原因导致。
                             武玉环[73]对金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做了研究,认为此时自然灾害有季节性与地域性特点,而且灾害更加频繁,往往数灾并发。并总结了造成这种现象,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蒋金玲[74]对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做了研究,认为辽代自然灾害频发,以水旱二灾为主。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总体特征均有规律可循,并呈现明显的波段性、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常常数灾并发,加剧灾情,造成饥荒。
                             (三)关于水文方面的研究
                             辽金时期大幅度气候变化和频繁的战乱,造成河流尤其是黄河频繁泛滥,多次改道。黄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河流,黄河流域也是金代的财富重地。然而有金一代,黄河水患频发。水灾又引发其他次生灾害。对自然地理和金代社会都造成巨大影响,对此学界有颇多研究。    和希格[75]认为金代是史上黄河泛滥最严重的朝代之一,朝廷对于黄河水患治理不力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加速了金朝衰败。姚汉源[76]认为金代黄河逐渐改道南流,由南、北清河入海,淤积梁山泊,下游各支流频繁改道。郑毅[77]认为金代黄河泛滥最为严重,多达百次。其重要决口不断向西移动,而河道不断南移。
                             三、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界在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人文地理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疆域、行政区划、地名考证、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城市地理以及人口史、移民史等问题;自然地理方面则集中于气候变迁、地貌和植被以及水文等问题。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为学术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充实的学术基础,在某些领域尚有探讨空间:其一,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对辽、金境内各地移民和农业开发问题关注度较高,但对商业、手工业及服务业等研究仍然相对粗疏,有待深入细致的探讨;其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学界对辽金民族分布、民族结构、人口迁徙和户口统计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更细致的问题如从人口变化规律及粮食产量等角度考察人口增长变化和各地区各阶段的人口变化、人口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等尚有待探究;其三,历史社会与文化地理方面,从地理环境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探讨空间;其四,历史城市地理方面,学界研究主要体现在辽、金五京,对于都城之外的城市研究多集中于城址考证,研究中若能将其与城市规划、交通、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结合,发掘某个或某几个城市在辽、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或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此外,近年有大量墓志、碑刻等重要文物被发掘,但未被充分利用,对于这部分新史料的应用或将对历史地理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历史地理问题内容庞杂,涉及诸多领域,跨学科研究将会对很多问题产生新的看法。从区域史角度,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或能使我们对历史地理问题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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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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